《TIA 理事長專欄》台灣歷史第二篇

1895年，如果不是大清帝國慈禧太后挪用公費去建造頤和園，加上李鴻章與翁同龢的惡鬥，以致日本買下當時英國製造的世界航速最快的戰艦吉野號，日本不可能擊敗北洋艦隊，也就不會有割讓臺灣給日本的馬關條約，臺灣也就沒有“小型明治維新”的機會。

（註﹕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中央研究院台灣研究所等備處特刊，聯經出版社）

大清帝國“自尋死路”的顢頇，竟成了台灣的“生機再現”。這不是造化弄人，天佑台灣？

荷治時代，台灣生機盎然，經貿網絡遍及世界。1683年，清朝收編台灣。台灣自此封鎖，生機蕩然。212年的期間，台灣封閉，落伍而邊陲化。

即使大清帝國有所謂的“康乾盛世”，台灣也只能深鎖在悲慘的命運。直到1860年，大清帝國戰敗，簽定天津條約，開放台南，淡水、基隆、打狗（高雄）為通商口埠，台灣才又呼吸到“海洋開闊”的味道，與世界文明重新接軌。

1895年到1945年的日本50年統治期間，台灣再次“脫胎換骨”，改頭換面，重登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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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的台灣人民有沒有比清治時代受到更高的教育？更長的壽命？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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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我們不妨先由這三個層面來比較﹕教育、壽命與生活。

1945年，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台灣學童就學率80%。當時浙江省學童就學率為45%，福建省只有32%（註﹕郭少榕﹕民國時期福建小學教育發展概況。福建省教育史誌資料集，1992年第9輯，159頁。浙江教育簡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頁）。台灣與中國教育程度差距之大，一目了然。

根據羅友枝EVELYN  RAWSKI的研究，18~19世紀中國男子識字率為30~45%，女子為2~10%（註﹕EVERLYN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8）。

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之時，台灣僅有少量基督教設立的西式學堂，與一些私塾。

（註﹕1876年，馬雅各MAXWELL在台南設立長老會神學院。1882年，馬偕在淡水設立理學堂大書院。1884年，馬偕在淡水設立淡水女學院。1885年台南設立男子長老教中學堂。1887年台南設立女子長老教中學堂）

有能力上私塾者比例很低。也因此，當時寫字要找“漢學仙”代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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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現代化教育，完全是日本人建立的。

1895年，第一任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接掌台灣教育事務之後，就學比率迅速提高。1904年，台灣學童就學率不過3.8%。1944年高達71.7%（男童就學率80.86%，女童為60.94%）比例之高，不輸當時英國，荷蘭等先進國家。（註﹕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允晨文化出版社）。

台灣學童入學比例如下表﹕

1904年 3.8%

1909年 5.5%

1914年 9.1%

1920年 25.1%

1925年 27.2%

1930年 33.1%

1935年 41.5%

1940年 57.6%

1944年 71.3%

（註﹕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41頁）

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起，在台日本人與台灣人所受的教育系統已完全一致。而教育內容則由四書五經轉為“實學教育”。同一內容，移植到台灣。

“實學”一詞由中國傳入日本。朱熹認為佛教，老莊思想以及章句訓詰之學都是“虛學”，凡可經世致用，利於民生經濟者，都可稱為“實學”。

日本的實學奠定者是近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他重視實驗精神，認為重點應由倫理學導向物理學。實驗精神，不只應用於自然科學，也適用於政治，人文社會領域。強力主張“去亞入歐”，去“漢學”而入“西學”。“實學”教育是明治以來的主導思想。

台灣的“實學教育”也完全植基於此。台灣的教育課程，次於“實學教育”的是“台灣事物”，共67課。舉凡台灣動植物，台灣的農業，台灣的衛生，台灣的木材，台灣的水果……無不涵括。

活生生的教材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必要而實用。國民黨的教育要我們認識遙不可及，虛幻而無用的長江黃河。真不知活在那個年代。

相比之下，那個“務實”，那個“務虛”，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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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日本的教育系統與內容並不像一些批判者說的一昧灌輸日本國家統治意理（意識型態）。（註﹕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允晨文化出版）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黃昭堂博士說﹕“日本人在台所進行的建設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政策”。

（註﹕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出版，1981年）

教育是一切的根本，也是現代化的基礎。日本人治台期間，值得大書特書的，豈只教育政策？衛生政策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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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

日本引進的現代衛生制度，大大的改善台灣人民的健康，延長壽命，提高生活水準，對傳統華人社會帶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註﹕梁其姿，華人社會的衛生史，從傳統到現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1906年到1943年，嬰兒出生死亡率由34大幅降低到19以下。

嬰兒死亡率的降低，主要是“科學母親”助產士的創立。這也是日本人引進的現代醫學的另一創舉。

1874年，日本本土才有助產士教育。

1907年，台灣即有台灣女子助產士的培訓。

（註﹕20多年後，1929年，中國北平才有助產士的培訓）

1906年，台灣人平均壽命男人27.7歲，女人29歲。

1940年，台灣人平均壽命男人41.1歲，女人45.7歲。

日治後期又比日治前期長得多。

1942年，中國人平均壽命男人33.8歲，女人38歲。

顯而易見，日治時期台灣人壽命比清治時期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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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壽命反映一個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因素是醫療水準與所得高低。

1895年時，台灣流行病極為猖獗。瘧疾、鼠疫、天花、霍亂等橫行。當時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將日本現代衛生制度移植到台灣。

1898年到1906年就任民政長官時，首要任務就是清除“瘴癘風土”。

1874年，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西鄉隆盛之弟）與樺山資紀（第一任台灣總督）領軍3600名進攻台灣屏東牡丹社。死亡573人，戰死僅有12人，其餘皆死於瘧疾。（註﹕古野直也著，許極燉編譯，台灣近代化祕史）

1896年，乃木希典來台就任總督，母親隨來，不到二個月即染瘧疾而亡。乃木本人及太太也都染上瘧疾。瘧疾可說是日治初期最大的威脅。

日本甚至以“鬼界之島”來形容台灣這個“瘴癘之地”。日本醫師都裹足不前。（註﹕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稻香出版社）

瘧疾可說是日治初期最大的威脅。死亡原因瘧疾佔第一位。瘧疾的傳染主要是污水的聚積。

1896年，台灣總督府聘請東京帝大衛生工程學者W.K. BURTON籌劃飲水設施，引進當時最先進的排水給水系統。

1901年，日本陸軍醫務局長小池正直來台，實施防蚊措施，瘧疾患者始大幅減少。

1896年，黑死病鼠疫（註﹕14世紀歐洲因鼠疫死了2500萬人）由廈門傳入，1902年，高木友枝來主持鼠疫防治計劃，1917年滅絕。

1896年，開始種牛痘，所以天花未流行。

（註﹕天花是大清帝國的夢魘。順治、同治皇帝都死於天花，康熙卻因天花沒死而獲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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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生活水準的高低，最重要的是所得的多寡與其他軟硬體的建設。所得來自經濟發展，其他的包括治安，教育、交通、環境、風俗……等。

台大經濟研究所教授魏凱立（KELLY  BARTONOLDS）於2000年發表一篇論文﹕身高與台灣人經濟福利的變化，1854~1910。研究顯示，台灣1908年到1910年出生的男人比1887年到1889年出生的高2.62公分，女人則高2.48公分。他由人身的高低來證明日治前期台灣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

由此推論，台灣經濟由日治初期快速發展。

19世紀德國經濟統計學家恩格爾（Ernst Engel）的恩格爾法則ENGEL’S LAW（飲食費占總支出比例的高低）表明一個國家越窮，國民平均收入用於購買食物的比越大。隨著國家富裕比例即呈下降趨勢。

由此可以證明，日治後期台灣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註﹕葉淑貞，日治時代台灣經濟的發展，台灣銀行季刊第60卷第四期）

根據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的估算，1903年到1940年間，台灣平均每人GDP成長1.97%。相對當時其他國家，毫不遜色。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ANGUS MADDISON（1926~2010）的推算，1900年到1938年間，世界平均每人GDP成長僅為1.03%。1940年，日本、台灣、中國平均國民所得為6:3:1之比。

（註﹕張國興，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變遷）台灣人所得為中國人的3倍。可見日治時代，台灣人所得大幅增長，軟硬體建設也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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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建設﹕

軟體方面有去除三大陋習，鴉片、纏足、辮髮。改善社會風氣。建立守法與守時的現代觀念。1896年，全台進入格林威治世界標準系統中，建立星期作息的習慣。

（註﹕吳文星，近代台灣社會變遷）

而最重要的是資源調查，包括人口，土地與林業，這項調查，不但奠下後來的整治基礎，對1949年後台灣的重建也影響鉅大。

最值得一提的是人口調查。1905年第一次人口調查，總人口為304萬6859人，日本人5萬9618人，而漢人血統只有8083人，佔全台人口的0.26%。

（詳細資料可查閱﹕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立的“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日治時期共辦7次戶口調查，全在電子檔內）

這解答了很多人的迷思與疑惑，除非你的祖先是1949年跟隨蔣介石來台那120多萬人的梯次，否則，你至少是平埔血統居多的混血族群。一如林瑪琍（前台大血液科教授）與陳順勝（高雄醫學院榮譽副院長）的研究成果。台灣居民，85以上有原住民血統。只是混多混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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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方面，日本接收台灣之時，貧瘠破敗，百廢待舉。

交通有如人體之血管。1899年開始建造縱貫鐵路，曆時10年。1908年全線貫通，其成就有如今日之高鐵，使台灣南北由基隆到高雄，朝發夕至。改變全台生活型態。

1919年擴建縱貫公路，1925年完工，由基隆到屏東。

縱貫鐵路與縱貫公路的開通，有如打通任督兩脈，全身活絡。

日本對台政策原為“工業日本，農業台灣”。1931年台灣成為南進基地，政策轉為“工業台灣，農業南洋”。導致台灣產業結構變動，台灣由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為工業資本主義。

（註﹕陳添壽，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發展）

電力是工業化的動力。1934年，日月潭第一水力發電所完成，是當時全亞洲最大的。1937年，日月潭第二水力發電廠完工。1939年，北部火力發電廠完工。台灣工業正式起飛。台灣人口平均配電量為中國的50倍。

1937年，台灣農工產值5:5，中國則是9.3:0.7。可見台灣的工業化的程度領先中國甚遠。

1932年到1936年，台灣工業總產值增加37.2。

1937年到1941年，台灣工業總產值增加81.4。

可見電力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進展的助力有多大。

1915年有工廠1323間，1940年有8940間，增長6.7倍。

1915年工人數28548人，1940年工人數有126005人，增長4.4倍。

1918年動力工廠僅占48.53。1936年為78。

工業化造就很多工廠，提高產能，也製造大量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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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與農業﹕

經濟學者邊裕淵在“日據時代台灣經濟發展之分析”一文說﹕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雖然對台灣人民之思想，政治，經濟加以壓迫，但其對台灣農業之發展，的確有相當的貢獻。正因台灣農業基礎良好，使得後來工業發展得以順利進行。

1911年梁啟超偕長女由神戶到基察半月。基於“民族性”有所批評，但也不得不承認日本人在改幣制，興水利，公共衛生管理建設等方法多有獨到之處。

台灣的經濟發展與農業息息相關。台灣農業獨步世界，人人稱道。

農業的現代化也是日治時代才開始的。日本人引進新的農業科技並且設立研究推廣機構。

最大的成果來自“蓬萊米”的研發與收成。日本人磯永吉經過12年的努力，在1922年宣布由台灣米與日本米重覆交配成功的“蓬萊米”正式問式。口味獨特，產量提高，利潤又大。1938年較1922年產量增倍。農民所得與生活獲得大幅改善。台灣經濟由砂糖一枝獨秀轉成糖米經濟。

台灣糖業自荷蘭時代奠定基礎，清治200多年，完全沒有進步。

1901年新渡戶稻造發展“糖業改善意見書”。1901年在高雄橋仔頭建立第一間新式製糖工廠，使用現代機器與方法。

1925年引進夏威夷，其後又有爪哇的蔗苗。產糖率與品質都躍居世界第一。

1952年到1962年，蔗糖出口外銷占第一名。台灣糖業的奇蹟要歸功於總督府的殖產政策，研究新品種，建構完備的原料供給，棉密的運輸系統。

（註﹕南部三年級很多學生都坐這種小火車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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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離不開水利。規模最大的就是嘉南大圳，歷時10年完成（1920~1930），是亞洲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灌溉面積15萬甲，占全台耕地14，產量增倍。60萬農民受惠。

當時的嘉南平原是“惡水惡山”，不是乾旱就是做大水，土質鹽分過高，不適栽種。烏山頭一帶，瘧疾肆虐。八田與一（1886~1942）不辭艱辛，舉家住在烏山頭附近，完成任務。迄今仍受大家深深感念。

難怪李登輝在其論文“台灣農工部門之資本流動”會說﹕1895年以前，台灣的經濟是停滯的。

不謀而合，彭明敏也說﹕現在台灣經濟發展完全奠基於日治時代（註﹕自由得滋味，台灣文藝出版，1987）

旅日學者王育德也說﹕日本在51年的時間內，孜孜經營把台灣建設成幾次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殖民地。

總之，台灣因荷蘭而啟蒙。日本又受200多年的荷蘭熏陶，吸收美國、英國、德國現代的精華，最早開化成為亞洲第一強國與世界列強之一。因緣際會，台灣兩次接受荷蘭的洗禮與日本人的整治。這是台灣三生有幸的第二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沒有這一次，第三次美國夢是無法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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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局 11/12/2012